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界（一）-尊龙凯时注册

杂交水稻从这里走向世界

文/彭仲夏

一

一九五三年，袁隆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素有“物种变异天堂”之美誉的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当教师。他教的是遗传育种学，当教师，他觉得还不错！

他见证了大跃进后全国三年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的历史，目睹了因饥饿潦倒在路边、田埂和桥下的饿殍。他深切体会到了“民以食为天”，深深感受到了粮食就是生命。

一九六一年春耕时节，袁隆平到秀建大队劳动锻炼，生产队长老向告诉他年年都去八面山换种，那里是高坡敞阳田，谷粒比这里的饱满，施肥不如勤换种啊！可是这样的稻种，下多点肥，谷子空壳就很多，要是有一种新品种，一耐肥，二耐旱，又不怕病虫害，亩产八百斤、一千斤，那几多好啊！

一个农民定然不知什么无性繁殖、有性繁殖，更不知什么是基因、染色体，但知道一粒好种子能救活千千万万人的命。他意识到农民紧迫的需求就是良种。

从秀建回到学校后，袁隆平开始寻找水稻良种。一九六一年七月的一天，他在学校试验田发现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穗子很大，籽粒饱满，十多个八寸长的稻穗像瀑布向下垂着。他数了数竟有二百三十多粒，又数了旁边的一株普通稻穗，只有它的一半。他如获至宝，心里推算，用它做种子，产量就会上千斤，可以增产约一倍，这就不得了啊！他马上做了标记，等到这株稻子成熟，把种子珍藏下来。第二年春天，袁隆平满怀希望把这些种子播到田里，每天上完课就往试验田里跑，施肥啦，灌水啦，除草啦，观察和记录它们每一个细小的变化。随着稻子发育成长，他的心却越来越沉重。这些禾苗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从打苞、抽穗到成熟，它们也不同步，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的性状像它“老子”。一瓢凉水泼下来，他心中期待的“龙”变成了“虫”。

这瓢凉水让他兴奋的头脑冷静下来，失望之余突然来了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的第二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袁隆平赶紧仔细反复统计，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三比一，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规律。这一重大发现令他异常兴奋。照此逆向推理，眼前这些稻子发生了严重分离，那么前一年选到的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可能就是野生杂交稻。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也就会有天然雄性不育株。

从六月下旬水稻抽穗扬花开始，袁隆平吃了早饭就带了一个水壶、两个馒头乘兴下田，手拿放大镜在成千上万的稻穗里，连续寻找了十三天仍然一无所获。直到第十四天下午，突然一株性状奇特的稻株出现在他眼前。他拿着五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蕊吗？他兴奋得心头一阵狂跳，连手里的放大镜都在颤抖。他采下花药，拿回实验室用碘化钾液染色法做花粉反应，最终确认它为天然雄性不育株。梦里寻她千百度，今天见到了庐山真面目。他立即在笔记本上记下发现时间、地点和品种。但孤证在科学试验中是不足为信的。第二年用这种方法，他同妻子邓则检查了数以万计的稻穗，终于又在栽培稻四个品种中，找到了五株天然雄性不育株。那些日子，袁隆平像走火入魔一般，每次从试验田里回来都是满头大汗，整个人就像刚从烂泥坑里爬出来似的，那原本就瘦削的脸孔变得更加干裂粗糙，看上去就像一个十足的老农了。走在路上，他低着头，旁若无人地想着什么。抽烟时，将烟灰弹进了茶杯里；穿衣服的时候，时常把上面的纽扣扣到下面的扣眼里。看到他神经兮兮的样子，有人私下议论“袁老师是不是快疯了？”

一九六五年金秋十月一个凌晨，他突然从被窝里钻出来，蹑手蹑脚走到书桌前，慢慢扭亮台灯，用报纸遮挡去一些灯光，生怕惊醒熟睡中的妻子，但邓则还是被惊醒了。她侧身顺着昏暗的灯光望去，袁隆平正在写着什么，书桌上摊满了稿纸。他把初步研究的结果撰写成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的发现》，投寄给了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杂志社。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通过三系配套的方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思路，对雄性不育株在水稻杂交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做了重要论述，并绘制了一幅推广应用到生产中的实施蓝图。

论文稿寄出之后，他翘首企盼，望穿秋水。四个月后论文在《科学通报》第十七卷第四期上发表。为了加速试验进程，他打算自费买六十个大钵子来培育雄性不育株第三代。他骑自行车到安江街上衙门口杂货铺打听行情，老板说一个钵子要一块二毛钱，六十个就要七十二块钱，眼下儿子即将出生，哪里拿得出这样一笔钱呢？没有钱，买不起，后来请总务主任陈忠周出面，帮他同对河陶瓷厂联系，从废品堆里捡了几十个回来，种他的试验稻。

让袁隆平意想不到的是，此时正值“文革”，红卫兵将他试验园里的几十个钵盆全部砸了。这些秧苗每一代都是直接传承的，如果哪一代断了代，后面的研究根本无法延续，一切将从头开始，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气得浑身颤抖，欲哭无泪。工作组已指使“牛蛇队”李组长把写着袁隆平名字的牌子和床铺都准备好了。除了揭发“现行”还打算新账老账一起算，看看档案里有没有老问题，却发现一封国家科委责成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进行杂交水稻试验的公函。工作组不敢轻举妄动，立即请示黔阳地革委，地革委主要负责人把公函凑到离眼睛只有寸把远的距离，反覆看了三遍，然后说：“袁隆平当然属于保护对象，谁要批斗他就先批斗我。”并指示工作组要带头搞试验田。

不幸之中万幸，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和尹华奇在红卫兵行动之前转移了四钵秧苗，杂交水稻研究才得以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