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当时还强调:只要坚持三级所有，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就不会犯原则错误”。《紧急指示信》发出的当天，中央还发出《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明确指出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关键，首先在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经济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这两个指示的发出，实际上是继续被“反右倾”斗争所打断的纠“左”进程。这成为扭转当时农村严重形势的起点。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当年8月至10月间，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要求中央派工作组调查解决。信件是经邓小平转送的。毛泽东指责写这两封信的动机不纯，是想打倒迟群、谢静宜。又说:“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而“小平偏袒刘冰”。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到会传达了毛泽东这次讲话。此后，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中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1975年整顿走向低潮。
1983年11月3日至12月3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出席这些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肯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各民主党派在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经济文化建设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努力发展文化教育活动，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新成绩、创造的新经验。贺词表示，将继续贯彻和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开展各种工作和活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各自的章程，各自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讨论了各自的工作任务。
1993年11月3日至7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江泽民讲话，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2002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十五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中共十六大于2002年11月8日在京召开。全会讨论并通过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六大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两个文件提请十六大审议。
2011年11月3日至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次峰会在法国戛纳举行。胡锦涛出席并作专题发言。胡锦涛指出，二十国集团应该继续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精神，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国努力保持自身经济强劲增长，为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作出了贡献。
来源：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辑：肖焙丽